掌书记没了，大女婿没了，又落了个慢贤的骂名，故而担惊受怕的李晟灰溜溜地去了蜀都城，不由得想到高岳，便通过旧部下蔡逢元给高岳递送来信件。
内里希望高岳能说服刘晏和韩滉联手，同掌天下利权，来对付张延赏、马燧的同盟。
信交到高岳手中时，他正在长安的宣平坊当中，观看宫廷里的梓匠和瓦匠们，正为他起宅第。
因为先前皇帝答应，让他和韦皋入四品，并于京师各赐甲第一所，其中韦皋宅第在邻靠曲江的修政坊；而高岳则在宣平坊，此坊北靠安邑坊，南临他岳父崔宁的升平坊。
高岳的宅第，就在这宣平坊的东南隅，原本为所亲王府，荒废后列入官市，现在由皇帝下赐给他。
对于唐帝国的诸多官僚而言，进士及第往往只是第一步，能在长安城里得到宅第，立下足来，才是人生的真正荣耀。但做到这步是非常不容易的，因长安不但米贵，居住更贵，向来有“米珠薪桂”的形容。比如白居易，在当翰林学士时，因在长安生活成本太大，感到靠学士的俸禄奉养母亲陈氏已力不从心，便上书宪宗皇帝，求以内职（翰林学士）身份挂外官的衔，于是被任为京兆府户曹参军，这个职务月俸有五万钱，如此白居易才安顿下来，并得以于长安城内营治宅第，让母亲颐养天年；另外个例子就是杜牧，他在京城里当司勋员外郎时，每月俸钱四万，按理说不低，可为了供养病中的弟弟，和孀居的妹妹，只能上书宰相，求外放为杭州刺史（杭州刺史月俸有八万钱，还有灰色收入），在启文里杜牧对宰相说，“是作刺史，则一家骨肉，四处皆泰；为京官，则一家骨肉，四处皆困”，宰相并没答应，把他升为吏部头司员外郎，按理说已经升官，但杜牧还是不依不饶，三次上书宰相，请求外放，最终得偿所愿，去上州湖州为刺史，仅仅当了一年，就回京升官为吏部考功司郎中，杜牧去湖州前那是全家饿得慌，可回来后不但全家衣食无忧，居然还开始在长安外的樊川营造起别墅来——按照杜牧外甥裴延翰的说法，自己的二舅（仲舅）正是“尽吴兴俸钱，创治其墅”的——足见这小杜，在湖州任上刮了很多钱财（中晚唐，刺史除去朝廷正常规定的俸禄外，还能从州一级财政里搞到钱给自己发额外津贴）。
不管如何，白居易和杜牧的例子都表明，在当时全国的政治、文化中心，伟大的长安城，不要说低端人口，哪怕是低端点的官僚，都是很难生存下来的，莫要说营造宅第了。
可现在三十二岁的高岳，因奉天城扈驾的功劳，不用自己花钱，便直接得到了宅第的赐予。
这样，高岳和云韶夫妻俩，此后在京内便不用寄宿于岳父的升平坊宅院了。
皇帝给他的宣平坊甲第，据称规模是不大的。
等到高岳亲眼看见后，察觉规模确实不算大，也就三院九亩地，折合算来，区区六千平方米的样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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