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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到ICU，很多人都会想到浑身插满各种管子，布满各种恐怖导线的重症病患。
然而，总有一群新时代最可爱的医者，切实做到了视病患为亲人，做到了救死扶伤大爱无疆。
做到了ICU，等于I care you。
他们就是以邱海波教授为首的抗疫一线重症医疗专家们。
早在一月下旬，邱教授就在巡查中发现，病房全部爆满，每天的门诊量高达400--500人。
病人要求住院，但住不进来，没有一张床位是空的。
巡查的专家不知道有多少危重病人在外面等着住院，不知道这些危重病人在外面是不是就这么走掉了？！
卫健委派他们这些重症专家到汉口的医院去察看，去一家一家地排查摸底有多少重病患者？！
当时，他们查到了大量的重症病人。
各家的院长们都焦心地反馈：我的病人进不来，发热门诊的病人都收不进来，特别重的才能收。如果病情不是特别重，收不进来。当时方舱还都没有，病人只能回家，这些回家的病人里头有多少重症我们不知道。
这一切严峻的状况，看在中央指导组重症专家们的眼里，记在他们的心头。所以当他们汇总状况，在卫健委的专家会上研判疫情，立即提出了要赶紧扩床，收病人进来。
同时，最重要的是，一定得去扩重症定点收治医院！
就像当年SARS，中日医院、宣武医院征用，全收重症。
应该说，这些情况，在很短的时间内都得到了改善！
以邱海波教授为首的重症指导专家们，在短短的三天里面，他们都能看到每天增加一千张重症收治床位，不断收治重症病患。包括医院的供氧，也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。
这样强大的执行力，极高速的效率，在很多其他国家恐怕是难以复制的。
采访到了这里。
邱教授无比感慨地说道：现在如果说遗憾，早期病人太多，没有足够的床位，没有设备，没有足够的、经过培训的医务人员，这些都是早期非常大的困扰。现在当你去看全球疫情，你会发现，大家都在面临相似的困境。当时金银潭的问题，从我们的角度看，是真正重症医学的医生并不多，但这里的病人是全市最重的。而且你没办法再从协和、同济、省人民这些大医院调增援，因为这些医院自己也有医疗任务。那怎么办？当时我们想，从国家调吧，从国家专家组调，我们希望能调到的是能够带队做医疗组长，能够沉下来的专家。
说完了这些，邱教授还特别介绍，在整个中国的医疗体系中，我们的架构大致是这样的：科主任下面，可能有医疗组长，还有主治大夫，再有住院大夫。医疗组长实际上要能够把这组病人所有的事情都管起来，对病人的一切情况负责。我们在临床上真正最了解病情、最负责任的是医疗组长。我们想当时的想法：能不能调一批稍微年轻一点的专家，能够把他放到这些病房里，直接让他去做医疗组长，来保证最重的病人得到专业救治。面对复杂的疫情，光有智商是不够的，还要有足够的情商和综合的能力。现在还有几百个危重病人,意味着我们还有一段时间紧锣密鼓的工作。有人说觉得我们可以撤了，我们撤不了。我觉得重症病人尤其危重型的病人没有转危为安，没有结局之前，我们都必须坚守在这里。
提到ICU，很多人都会想到浑身插满各种管子，布满各种恐怖导线的重症病患。
然而，总有一群新时代最可爱的医者，切实做到了视病患为亲人，做到了救死扶伤大爱无疆。
做到了ICU，等于I care you。
他们就是以邱海波教授为首的抗疫一线重症医疗专家们。
早在一月下旬，邱教授就在巡查中发现，病房全部爆满，每天的门诊量高达400--500人。
病人要求住院，但住不进来，没有一张床位是空的。
巡查的专家不知道有多少危重病人在外面等着住院，不知道这些危重病人在外面是不是就这么走掉了？！
卫健委派他们这些重症专家到汉口的医院去察看，去一家一家地排查摸底有多少重病患者？！
当时，他们查到了大量的重症病人。
各家的院长们都焦心地反馈：我的病人进不来，发热门诊的病人都收不进来，特别重的才能收。如果病情不是特别重，收不进来。当时方舱还都没有，病人只能回家，这些回家的病人里头有多少重症我们不知道。
这一切严峻的状况，看在中央指导组重症专家们的眼里，记在他们的心头。所以当他们汇总状况，在卫健委的专家会上研判疫情，立即提出了要赶紧扩床，收病人进来。
同时，最重要的是，一定得去扩重症定点收治医院！
就像当年SARS，中日医院、宣武医院征用，全收重症。
应该说，这些情况，在很短的时间内都得到了改善！
以邱海波教授为首的重症指导专家们，在短短的三天里面，他们都能看到每天增加一千张重症收治床位，不断收治重症病患。包括医院的供氧，也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。
这样强大的执行力，极高速的效率，在很多其他国家恐怕是难以复制的。
采访到了这里。
邱教授无比感慨地说道：现在如果说遗憾，早期病人太多，没有足够的床位，没有设备，没有足够的、经过培训的医务人员，这些都是早期非常大的困扰。现在当你去看全球疫情，你会发现，大家都在面临相似的困境。当时金银潭的问题，从我们的角度看，是真正重症医学的医生并不多，但这里的病人是全市最重的。而且你没办法再从协和、同济、省人民这些大医院调增援，因为这些医院自己也有医疗任务。那怎么办？当时我们想，从国家调吧，从国家专家组调，我们希望能调到的是能够带队做医疗组长，能够沉下来的专家。
说完了这些，邱教授还特别介绍，在整个中国的医疗体系中，我们的架构大致是这样的：科主任下面，可能有医疗组长，还有主治大夫，再有住院大夫。医疗组长实际上要能够把这组病人所有的事情都管起来，对病人的一切情况负责。我们在临床上真正最了解病情、最负责任的是医疗组长。我们想当时的想法：能不能调一批稍微年轻一点的专家，能够把他放到这些病房里，直接让他去做医疗组长，来保证最重的病人得到专业救治。面对复杂的疫情，光有智商是不够的，还要有足够的情商和综合的能力。现在还有几百个危重病人,意味着我们还有一段时间紧锣密鼓的工作。有人说觉得我们可以撤了，我们撤不了。我觉得重症病人尤其危重型的病人没有转危为安，没有结局之前，我们都必须坚守在这里。